正如后来刘邓大军鄂豫皖前线司令部所说：“富有二十年革命传统的鄂豫皖群众和两年来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是使我大军能够迅速立定脚跟，并很快与人民结合的重要力量。”中原突围后，战斗在大别山的各地党组织及其游击队，在失去赖以支撑革命斗争大局的主力部队的情况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以披荆斩棘、百折不饶的斗志，苦战了4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迎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光辉篇章。
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以30万大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军，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于6月26日晚分路突围，沿途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中原突围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围歼”中原解放军的企图落空，气急败坏，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纠集兵力，对原中原军区部队驻地大别山西麓黄（安）礼（山）罗（山）经（扶）光（山）等县及其他地区，进行反复“清剿”，妄图一举扑灭大别山的革命火焰。敌人的手段极为毒辣。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大力恢复地方反动政权，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剿抚兼施”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利用恶霸地主、反动保甲长和地痞流氓，在各村设立情报网，严密监视我党的地下活动。同时，他们强迫各村实行“五家连坐”法，即五家之中，如发现一家“通共”或知共不报，则将五家以“通匪”或“维匪”、“济匪”等罪名一并枪杀。在军事上，他们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加修碉堡，封锁交通隘口，对革命区域进行疯狂烧杀和野蛮摧残。特别是对黄（安）麻（城）光（山）老革命根据地，敌人更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除出动大批正规军，调集邻近数县的保安团队协同“清剿”外，还建立清乡行动小组，安插便衣坐探，逐村逐户地搜查，大肆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如特务分子高维钧带领的国民党黄安县清乡行动小组在袁河乡“清乡”时，先用石滚压死了4 名革命干部的家属，接着又用烧红的铁锨烙死了30多名共产党员和原中原军区部队的复员军人。在经济上，敌人施展种种伎俩，实行严密封锁，如宰杀耕牛、烧毁农具、控制市场、禁止医药商品入境， 等等，妄图破坏共产党人和游击队的生存条件。
在敌情日益严重、环境异常险恶的严峻形势下，党内虽有极少数人卖身求荣，叛变投敌，但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完成掩护主力突围后幸存下来的鄂东军区独二旅指战员和中原突围前复员回乡干部、战士，他们分散隐蔽于各地，以各种方式同凶残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二
早在中原突围之前，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就预见到主力部队转移后，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于是指令中共鄂东地委委员刘名榜负责重组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作为在大别山的鄂豫边界数县坚持斗争的领导核心。接着，鄂东军区独二旅政委张体学在旅部驻地禹王城同刘名榜等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方针和任务。随后，刘名榜、徐锡煌、吴明忠、邱进敏、肖先发等在卡房附近的李家墩举行会议， 正式重组了中共罗礼经光（又称黄礼罗经光）中心县委，书记刘名榜，中心县委下辖黄安、罗礼、经光县委和安麻工委。这次会议认为，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大别山的局势将更加恶化，因此，应该把求生存、播火种、积蓄革命力量作为坚持斗争的初步方针。中心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紧紧依靠群众，组织小股游击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消灭独立薄弱之敌，开展游击斗争。
7月中旬，中共黄安县委书记徐锡煌将中原突围时隐蔽下来的干部张五福、余应福等5人组织起来，在天台山高山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下旬，原安礼县大队大队长张厚文和原鄂东军区独二旅下到地方的4个同志一起进入天台山，与徐锡煌等人会合，组成了黄安县游击队，徐锡煌兼任队长。从此，天台山又燃起了革命火焰。
9月中旬，鄂东军区独二旅副旅长何耀榜带领七八人枪辗转游击到天台山南麓的腰磨冲，与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于是， 刘名榜、肖先发、徐锡煌等同志从高山岗转移到腰磨冲，以此作为坚持鄂豫边界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和集结点。同月下旬，独二旅供给部长马友才和第四团团长肖德明等人几经周折，从皖西折回黄安，进入天台山；第五团团长彭超、第六团副营长谭正彪和郑植惠等10余人，亦从平汉路返回天台山。至9月底，聚集于天台山的革命干部共百余人。
过去，腰磨冲是个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因此，那里的形势开始还不紧张。但到10月底，驻七里坪的国民党正规军派出1个团，调集周围几县的保安队，接二连三地进山“清剿”，并堵塞了通往天台山、老君山的所有路口，将烟包地以上村庄的农民群众逼下山来， 使天台山成了无人区。
敌人的这个毒计给游击队增加了许多困难。山上没有群众，游击队摸不清敌人的底细，特别是粮食，群众一走，能吃的东西都被敌人抢劫一空。没有粮食吃是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最大障碍，开始几天，何耀榜仍住在腰磨冲附近的净石岗窑棚里；徐锡煌带20多人隐蔽在腰磨冲里边新搭的一个茅草棚里，与净石岗窑棚隔沟相望；马友才带几个人转移到团鱼嘴，偎在丛林岩洞中；谭正彪率10余人摸到老君山下的北岩，也钻进了石洞。在此之前，肖德明、冯益民带一部分人枪转出天台山，与邱进敏领导的经光游击队在潘家河、郭家河外围活动。腰磨冲的游击队员10多天没有吃上一粒米，体力急剧下降，有几名队员倒在岩洞里，怎么也站不起来。经商议，中心县委及其游击队全部撤离腰磨冲，到天台山周围活动。于是，何耀榜带马友才、彭超、郑植惠和刚从郭家河返回腰磨冲的肖德明等人，
转移到老君山南面的对天河；刘名榜、肖先发、徐锡煌等东进杨山乡鸡公寨，与经光游击队相互策应。
1946年的冬天，是游击队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寒风刺骨，游击队员仍是单衣破鞋，虽然群众瞒着国民党的乡保长，从嘴里匀出一点粮食接济游击队，但谁也拿不出一点棉花、棉布，解决冬衣问题。这时，敌人更加加紧“搜剿”，一有线索，便跟踪到底。饥寒、疲劳和敌人的搜剿一齐向游击队员袭来。如何度过寒冬，把革命斗争坚持下去？这是摆在中心县委和游击队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于是，何耀榜、刘名榜、徐锡煌、邱进敏等同志在天台山上的绿云庵举行会议。大家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注意保存自己是对的，但整天躲躲藏藏毕竟不是办法，必须勇敢斗争，打出游击队的威风，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怎样去斗？大家一致认为，地方的反动保甲长和其他反动分子是国民党正规军的耳目，是游击队联系群众的最大障碍，不惩办这些家伙，局面无法打开。会议决定将游击队分散到紫云区、老君山北岩、鸡公寨、白马山、连康山和天台山等地活动。
各队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投入惩办反动分子的斗争。如邱进敏率队除掉了反动保长殷显清；潘正太带队处决了反动保长叶道文；
在卡房活动的游击队镇压了反动联保主任胡华山、民团队长张忠汝； 在白马山活动的游击队除掉了反动保长叶道明。黄安游击队一部在徐锡煌的率领下，先后处决了十多个反动分子，并协同邱进敏除掉了横行乡里、组织反动武装与游击队猖狂为敌的国民党经扶县参议、国民党徒山河区党部委员杜定廉。惩办这一伙反动分子对黄安、经扶等县的反动派震动颇大。
游击队在打击地方反动分子的同时，对有把握对付的国民党正规军，亦不失时机地予以歼灭。一天，邱进敏、潘正太和孙才甫等人带领游击队在杨家凹村的界河旁边，发现大路上有一个敌兵由南向北而来。队员们迅速散开，隐蔽于大路两旁，待敌兵走近时，一跃而起，将其活捉。经审问得知：他是国民党川军驻郭家河部队的
采买，后面还有川军某团的一个营长，率36人枪，携带全团当月的粮饷，经七里坪返回郭家河。游击队决定就地设伏，歼灭这股敌人。不一会，敌营长坐着抬子，进入伏击地段。游击队一边放枪，一边猛扑过去。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晕头转向，四名脚夫丢下抬子，慌忙逃命。游击队活捉了敌营长，并追至潘家河，将逃敌全部生俘， 缴获法币1500万元，金戒指40多只，烟土约3斤。这次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给各游击队和当地群众以极大鼓舞，冬衣也得到解决。
天台山西北与东北地区的革命局面被打开了。但天台山南面的反动势力仍很猖獗，尤其是以蔡家湾村保长蔡春舫为首的反动分子， 勾结驻七里坪的敌正规军，盘踞于蔡家湾至烟包地一带，不断加修碉堡，严密控制通往天台山的南路口，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很大制约，当地群众也吃够了他们的苦头。为了打开这条通道，为民除害， 1947年春，徐锡煌率领8名队员，乘蔡春舫家接侄媳妇之机，摸到他家，将其镇压，并留下布告：“蔡春舫为非作歹，杀头应得，共产党游击如神，谁敢胡来？！”自此以后，福德桥一带一连4个多月无人敢出任保长，剩下的几名乡保队员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动弹，几座碉堡也常是空的，不起作用。于是，游击队以天台山为中心，不断扩大游击区域，组织群众斗争，发起武装，筹粮筹款，伺机歼敌， 十分活跃。到1947年8月，游击队发展到七八支，队员120余人，活动范围北至摩云山，南抵白庙岗，西迄宣化店，东至光宇山，方圆百十里地。
鄂豫边革命斗争的恢复和发展，是大别山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坚持艰苦斗争的缩影。在此期间，大别山其他地区，无论是豫南还是鄂东、皖西，到处都燃烧着革命火焰。有的尽管人数不多，但在敌人重兵设防地带顽强拼搏，取得不少胜利；有的重组县委，建立了几支游击队、便衣队，沉重地打击了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分子。
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曾任过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的林桂华和经光县副县长肖先发等数十名党的优秀干部，为了革命的胜利， 有的英勇就义，有的以身殉职；不计其数的革命战士和群众光荣牺牲。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大别山人民的心中。
三
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广泛开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深感不安，其电台、报纸不断惊呼：“大别山共军势力不可低估。”国民党蕲春县党部主办的《蕲春三日刊》，将中共浠（水）蕲（春）工委书记何启率30余人枪在蕲南一带辗转游击的消息，载于头版头条位置，惊呼：“股匪何启，再起蕲南! ”国民党黄安县参议长王楚村更是惊慌失措， 接连呈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将黄安划为绥靖区，加派重兵“清剿”， 他在呈报文书中写道：“黄安地处鄂豫边陲，崇山峻岭，交通梗塞。……共产党重要分子如董必武、郑位三、戴季英、李先念、罗厚福等均系黄安人，故黄安赤化最深。……地方潜伏党徒甚多，活动较易，经常派高级党徒率领军队盘踞县境。二十年来，无一日间断， 远者不论，即如今日何耀榜、刘名榜、徐锡煌、肖（长）先发、邱进敏等率兵两百余，盘踞黄安北部之天台山一带，以吸收党员扩大部队为主要工作。……黄安如不蒙划为绥靖区，以军事力量剿办防止，则不独黄安本身受祸，民国十六年之覆辙又见于今日矣! ”
对游击队的活动，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深受鼓舞。原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下山谋生的天台山农民群众，这时也陆续回乡，支持和掩护游击队的活动。七里、金牛等区的基本群众紧密团结在游击队周围，设法打击敌人。中原突围后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的周八家、阮家店、下潘家河、杨家凹等地下党支部，此时也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搜集敌人情报，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一方面发动群众，保护革命家属；同时，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如在敌人封锁、搜山最凶的时候，党支部将几名干部家属送到潘家河村开明绅士潘和泽家中隐蔽。由于潘在乡间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加之其弟潘孝青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师长，县、区、乡的反动派不敢随便搜查潘家，使这几名干部家属安然脱险。后来，潘和泽还向游击队捐赠了1000斤大米。黄冈中心县委领导的便衣队开展统战工作，基本上控制了黄冈第三区贾庙、牛溪和第四区的举东等3个乡的保甲长。由于形势的逐步好转，黄冈便衣队于1947年5月间，与在罗（田）英（山）边坚持斗争的刘敏、廖鹏等也取得了联系。
总之，中原突围后，尽管敌情严重，环境恶劣，但大别山的党组织一直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未倒。党在领导、坚持大别山的艰苦斗争中，不仅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牵制了一批国民党正规军，从侧面配合了解放军主力在山东、陕西等战场的对敌作战，而且聚集储备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将数以万计的基本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了几十块大大小小的革命游击区，这就为下一步斗争的继续开展，特别是为刘邓大军南下后在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迅速恢复和创建根据地，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7年8月底至9月中旬，战斗在大别山各地的游击队和刘邓大军相继会合。从此，大别山人民武装结束了失去主力部队依托而孤悬敌后的游击局面，投入新的主力部队——刘邓大军的怀抱。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又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