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大别山地区尤其是“鄂东大地上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革命火种始终不熄，这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绝无仅有的。”五四运动前后的大别山，民众怒火之烈,先驱播火之辛和烽火燎原之势,亦是“大别山红旗三十年不倒”的滥觞。

(一)

        清朝之末，中国的国运和绝大多数百姓的家运走向衰颓，外侮内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此时的大别山地区，在历经千百年来文化洗礼和千百次战争洗劫后，又遇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叠加激化期，如同-堆庞杂的点火即燃的“干柴”

        大别山地区是一个传统农业耕作区。时至清末，居民90%左右以农为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当时，鄂豫皖边区农村，同全国其它农村一样，土 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军阀、官僚、豪坤地主之手。“占有人口总数约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总数，最高达到98.8%，最低为45%，一般为 70%，而占人口总数约90%的贫、雇、中农，一般只占土地总数的20%到30%”。拥有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各地都有。

        黄安县地主李光斗，“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家的土地达4000亩,共有81处庄园，790户佃农，年收租谷8000石(每年石约60公斤)。"“霍邱县张敬尧家，拥有七、八万亩以上。”“信阳县大地主黄世清占有万亩以上良田。”“霍山县李鸿章的‘积善堂’也有六千石的土地。”"黄冈县刘维桢，“极盛时他家拥有耕地8万余亩，从他的老家杨鹰岭到黄州城区50多里，沿途都是他家的土地，年收租谷十几万石，”门家里还有“七仓五典八商三条船，常年雇请长工、店员、仆人、管帐等二三百人，霸占民女,有妻妾10人。”“据1888年的调查,广济县土坤地主所占的土地高达70%至90%,广大的自耕农和半耕农只有10%至30%的土地。”

        军阀、官僚、豪坤地主们凭借他们对土地的垄断,向农民收取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或劳役地租，并趁青黄不接、年岁歉收，通过高利贷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一些地 主豪坤们为了向农民收租逼债，自购枪支,组织乡丁和民团，与军阀、官僚们相互勾结，欺压百姓。“黄冈大土豪梅朗如、方本仁组织了六百人枪的保卫团，在孙家嘴制造了36人被集体屠杀的惨案后，又在各区捕杀了两三百人。

        当时，大别山地区一带广泛流行着两首民谣：“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财主忙。”“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 

        在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同时，清朝政府又先后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为帝国主义烈强入侵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商业机构大肆涌入安庆、武穴、蕲州、团风、武汉等地，直接从事掠夺大别山人民财富的罪恶勾当。他们“一方面贱价收购大别山出产的棉花、蚕丝、苎麻、烤烟等农产品，另一方面大量倾销本国商品，从中牟取暴利。”其中“鸦片公然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烟馆遍及鄂东城乡，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或中毒死亡者不计其数。”民族工业特别是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农村经济因外国人垄断市场而日趋萎顿。国内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满足难以穷尽的享受欲望,便千方百计地增加对农民的剥削。”        如果说《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引狼人室,使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则是掏空中国，送国人入火海之中。当时中国对外赔款共达白银6.5亿两(不包括利息，年息4厘，息5.34亿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为了加速还清赔偿，到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财政收人猛增到3亿两。随之，全国田赋增加七倍，盐、烟、酒税增加三倍，印花税增加六倍。在此基础上，贪官污吏又趁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来已极端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动不下去了。”

        《天津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四条枷锁"的敲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叠加激化，逼得全国和大别山的人民怒火燃烧，奋起反抗。

(二)

        近现代大别山人的反抗，始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洋教”，续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一大批外国传教士充当瓜分中国的先遣队，他们涌人大别山地区后，傲慢横行，作恶乡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憎恨。在大别山地区曾发生过近百起“反洋教”的斗争，影响较大的有:”1876年的皖南教案" ;“1869年的安庆、建德教案；”“1891年的武穴教案和1893年宋埠教案”；“1905年的商城教案”等等。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其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在这场历史性的巨变中,大别山地区一批仁人志士积极响应，踊跃参加。“1907年全国同盟会会员960人，湖北籍124人，其中鄂东籍36人,占全省的29%。在武昌城头参加过辛亥起义的黄冈籍人士有200多人。张振武、居正、匡一、刘子通、田桐、余诚、董必武、李四光、熊十力等一批黄冈籍志士直接参与策划,发动和投入武昌起义的战斗。“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的历史发展。”

        辛亥革命过后七年多，中国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它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前，大别山一批先驱利用结社和办刊，广泛传播新文化。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904年3月3日，与房秩五、吴守一在家乡创办的白话文《安徽俗话报》，其目的是“启迪民智”。后来，陈独秀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其主旨“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青年》成为20世纪二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和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更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恽代英早在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并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勇士。1917年 10月8日，他和黄负生等创办起武汉地区第一和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的“互助社” .规定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刘仁静等人陆续加人，鼓吹革命运动，宣传进思想。

        林育南1917年在他当时负责编辑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上发表论文，宣传“立品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思想。同年3月，他与同学胡业俗在中华大学发动组织“新声社”，创办起了“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以此刊物为联络点，与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杭州《浙江新潮》、江苏南翔和安徽芜湖第五中学进步师生取得联系，通过刊物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

        朱德人党介绍人高语罕和陈独秀好友刘希平等先进知识份子1916年秋聚集芜湖，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创办学生自治会和教员联合会，引导学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依托学校学生社团“安社"(又称“安其那社")编辑出版《自由之花);在《皖江日报》上另辟《皖江新潮》，吸引蒋光慈、李克农、那英等进步青年阅读和投稿，“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学生投向革命运动。”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五四运动之中,大别山地区涌现出一批领导和参与运动的健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市、罢工的热潮。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达到国内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云集天安门，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实施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由此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声援和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

        5月5日，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生闻一多在食堂门口贴出一张用大红纸写的岳飞《满江红》，然后“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担任学生代表团文书，借此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

        北京大学黄冈籍学生包惠僧，“以《大江报》和《汉口新闻报》特约记者身份，积极采访报道新闻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北洋卖国政府、军阀和学阀。”

        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深入进行提出战斗纲领、口号,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

        远在上海的董必武与张国恩主持湖北普后公会，全力声援五四运动。致电湖北省议会等团体称:“严惩卖国党 ，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誓死力争主权。”

        恽代英将《(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在武昌中华大学举行的六千多学生参加的运动会上散发,并将传单在《大江报》上刊登,引起武汉三镇大街小巷的热议与愤慨。

        “武汉各大中专学校学生运动的联络者、发动者和负责人林育南”，在武汉15所学校学生在中华大学集会上，他极力声援五四运动,并参与制定湖北学潮的重大事项。

        陈潭秋此时正在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他联络和带领各班同学，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并与恽代英、陈学渭、李书渠率领的中华大学学生队伍在街头汇合一起，沿街散发传单，一致起来反对“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后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王步文、朱蕴山、李克农、刘希平分别在安庆、六安、芜湖发表宣言,组织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安徽“在青年学生宣传推动下，工人、知识份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

        北京五四运动迅速得到大别山周边的武汉和黄冈、孝感、信阳、安徽安庆、芜湖、六安等地的积极声援和响应。

        从1919年5月5日晚到6月28日,武汉的爱国行动-直不断。先是由恽代英林育南印发传单，分送各界，通电全国;继而由他们组织各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六一”惨案后，他们号召各界支持学生;紧接着对上推举出席全国学联的代表,对下向全省68县各派代表一人 ，继续进行斗争。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武汉工人阶级的支持，随之，罢课罢工罢市热潮风起，“使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成为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东籍学生返乡， 宣传反帝爱国,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黄州、团风、浠水、蕲春、武穴、黄梅、罗田、英山、麻城、红安等地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游行，抵制和烧毁日货。安徽也是“响应较早、斗争较烈的省之一”, 从省城安庆到芜湖、六安等地，“也纷纷罢课、罢工、罢市，爱国斗争由学生运动发展成工、学、商的联合斗争，声势更盛，威力更大。”

        “五四运动在河南引起极大反响,打破了河南沉闷的局面。”各地如开封、安阳、许昌、信阳等地,掀起了反帝的爱国浪潮。河南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全廉波、秦会醇等一批青年，咬破手指写出“誓死收回青岛”的血书，然后到道和铁路沿线演讲，“在学生的宣传推动下,举行了全市性罢课罢工罢市活动。”

        五四运动在全国汹涌澎湃的展开，出于国内外爱国群众的压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压迫、反抗;镇压、再反抗;播火者唤醒民众，民众又涌人革命洪流!

(三)

        五四运动之后,大别山一批旅京、沪、汉的仁人志士和青年学生， 通过办校、办刊、书信联系或返回家乡,在工农民众和学生中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2月,在上海暂住并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会务的董必武，经友人詹大悲介绍,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董必武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要著作和进步书刊推荐他们阅读。从此，董必武开始接触和倾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经过一番努力，于1920年3月在武昌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董之一的董必武主持校务工作，陈潭秋、陈荫林、刘鼎三、钱亦石、黄负生、刘子通先后在学校任教。李大钊、恽代英等应邀来校讲学。全省各地学生纷纷前来就读，黄安的董贤钰、张仁达、余泽涵、王鉴、雷绍全、杨朴、王文风,王秀松、王奠川、赵赐吾，麻城的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刘象明、徐子青、徐其虚、李培文、汪心一、余席珍、王勉勤、凌柱中、冯树功、邓天文，罗田的李悌云，大悟的张书田，黄陂的潘忠汝、宁积堂、李树贞,新县的王志仁，光山的熊少山、杜彦威、殷仲环、商城的袁汉铭、董汉儒，英山的陈卫东等人，也都是武汉中学的学生。这批学生中,后来不少人成为“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创始人。武汉中学教员以教书为掩护，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时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        

        1919年秋，林育南在堂兄林育英、林洛甫支持赞助下，在家乡回龙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招收学生20余人，胡亮寅任教员。1920年秋，恽代英与林育英兄弟商量，派利群书社唐陈盛等筹资，于1921年春重新招生开课，利群书社先后派东景钟李求实、沈光耀等到校任教。

        1920年春，陈潭秋、陈荫林兄弟在陈策楼办起聚星学校,招生100人，陈学渭任校长。  与此同时，宛希俨、李子芬在黄梅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黄梅城乡的平民学校达到30余所”在办校的同时，大别山青年建立进步团体，秘密发行革命书刊，先后创办了一批进步刊物。如“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利群书社”“少年黄梅学会”“新蕲春学会”“醒民书社”，还先后创办起《新教育》、《武汉中学周刊》、《武汉星期评论》、《新蕲春》、《黄安青年》、《启人月刊》和《黄安通俗旬刊》等刊物。大别山地区的安徽安庆、芜湖、六安和河南的信阳等地也相继成立了-些青年进步团体，朱蕴山创办起《评论报》,兼任总主笔。后来，“与《评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李云鹤、王坦夫、宋伟等”。

        大别山的这些有志青年，还依托办校、社团和刊物，利用同乡、师徒、同学和同宗关系,在城镇开展“串党串团事业”，到乡下传播革命火种。

        1920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其小组成员李汉俊致函董必武，约他与张国恩会商，在武汉组织起湖北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接信后，与陈潭秋密切合作，立即着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也于同年8月委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刘伯垂(鄂州人)来武汉，协助董必武筹建党组织。10月 ,在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这次成立会议的有7名成员，他们分别是:黄安人董必武、黄冈人陈潭秋、鄂州人刘伯垂、黄安人张国恩、黄冈人包惠僧、江夏人郑凯卿、黄安人赵子健。

        1921年7月15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唐际盛、李书渠、廖焕星、卢斌、郑遵芳等23位受利群书社影响的进步青年，在黄冈县回龙浚新小学商议，“成立一个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新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农政治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公开宣传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就在共存社成立后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在恽代英、林育南的带动下，利群书社成员基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外，受恽代英和林育南影响加人中共的还有卢春山、陈学渭、肖人鹄、魏以新、陆沉等人。        

        中共“一大”闭幕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继续从事党团发展工作。时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武汉中学读书或工作的黄冈县人陈荫林、陈学渭，广济县人张其雄、万里,黄安县人董贤钰、王鉴、雷绍全、戴季伦，麻城县人王幼安等先后被武汉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这些人中后来不少成为“黄麻起义”领导人和鄂豫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播火人。陈独秀的好友高语罕(安徽寿县人)、蔡晓秀在安庆、芜湖等校任教，利用师徒关系分别发展方洛舟、彭干臣(英山人)、王先祥、许继慎、王步文、舒传贤、周范文、王逸常、薛卓汉等人入团入党，其中不少人成为“六霍起义”的著名领导人。六安“三农”学校不少加入中共的学生，如桂伯言、刘淠西、吴干才、吴代馨、黄人洋、王绍周、陈绍禹等人，他们中颇多人后来都是皖西革命重要播火人。(58)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大别山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发展。

        1921年11月,陈潭秋带着党的“一大"精神回到黄州，成立了八斗湾、陈策楼两个党小组，分别由胡亮寅、肖人鹄任组长。1922年春,两个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这是鄂东农村也是湖北省农村最早建立的共产党支部之一。

        1921年10月24日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正式成立。1922年，董必武3次回乡向工人 、农民和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冬，中共黄安工作组在武汉中学成立，董贤钰为负责人。1924年初，中共黄安工作组回乡,开始了黄安县的建党工作。

        1923年冬，安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建立。

        1924年8月,中共黄梅小组成立,李子芬任组长。

        1925年，董必武将武汉中学麻城籍党员学生组成中共麻城工作组。当年冬,由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徐其虚、桂步蟾、刘象明组成中共麻城县特别委员会，王幼安任书记。随后，王树声、廖荣坤等人人党，并成立乘马区党支部。随后，鄂东的罗田、浠水、英山、广济、蕲春等县,伴随大革命高潮到来，相继建立起党组织。

        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先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千难万险,不断播撒革命火种，使大别山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武装起义烽火连天，并将大别山打造成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地,治党治军治国人才的重要培育地，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飘扬!

        回眸五四运动前后的大别山，批风华正茂、历经磨难、立志图新、救国建国的革命先驱们,其意志之坚强，精神之不朽，风骨之非凡，不愧是当今年轻人学习的伟大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