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冈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独特的资源品质

（一）黄冈的红色文化资源

1.光辉的红色革命传统。黄冈位于大别山南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革命传统光辉灿烂，是近代中国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既是革命伟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又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为二十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中国红色革命写下了辉煌的篇章。黄冈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两大红军主力，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以及林彪、王树声、陈锡联、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等200多位共和国将帅。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黄冈共有44万儿女英勇捐躯，其中5.5万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雄的黄冈人民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

2.独特的老区红色精神。黄冈光辉厚重的革命历史传统，孕育了独特的黄冈红色文化，黄冈英雄儿女血沃中原，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敢为人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独特的老区红色精神。其一是敢为人先、不屈不饶。集中表现在黄冈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为探求真理与进步，追求自由与解放，敢闯敢干，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具有为了革命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其二是刚强勇毅、艰苦奋斗。在长期尖锐复杂、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黄冈人民形成了刚毅的品格、执着的风骨、朴诚的作风，具有“尚真崇善、永不满足、不懈奋斗、不胜不休”的进取精神。其三是不图名利，无私奉献。这主要体现在黄冈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塑造了“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和“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革命传统，形成了用血肉之躯抗击敌人，用真情支援革命的无私奉献精神。黄冈红色文化是黄冈革命精神的思想源泉，在当今黄冈城市精神高地的构建过程中，应该发扬光大这种黄冈老区红色文化精神传统，让黄冈红色文化精神从历史走向当代，形成广泛的民众共识与区域文化认同。

3.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黄冈红色文化是整个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集中体现，黄冈红色革命在当地留下了大量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红色景观、革命活动旧址和遗址、现代纪念性红色历史建筑。主要革命遗址有：中华苏维埃所在地遗址、红四方面军诞生地遗址、浠水三角山刘邓大军指挥所遗址等；主要纪念陵园有：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团风杜皮烈士陵园，英山烈士陵园等；主要名人故居有：黄州陈潭秋故居、红安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团风包惠僧故居等；主要纪念场馆有：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红安黄麻起义和英山红二十八军诞生地纪念碑、黄梅红十五军诞生地纪念碑等。丰厚的革命历史资源决定了其重要的红色旅游地位，2009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全国红色旅游规划发展纲要》将黄冈大别山列为全国“12大重点红色旅游区”，将红安、麻城列入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红安、麻城、罗田、英山4处革命烈士陵园被列为全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

（二）黄冈的红色文化名片

黄冈红色文化有三张名片：圣地文化名片、将星文化名片、红烛文化名片。上述三张名片，也可相应称之为“三红”，即红旗、红星、红烛。

1.圣地文化。其形象标识是红旗，其精神特质为：愈挫愈奋，不胜不休。其主要文化内涵或元素包括：黄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的重要驻地，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是其活动的代表人物；黄冈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黄冈是中国红军的主要发源地，先后在黄冈组建或改编的红军有红七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黄冈是红军名称的诞生地，黄麻起义胜利后，黄安小学教员余兰阶满怀激情地写了一副对联：“痛恨绿林假称青天白日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因下联中“红军”二字不仅对仗工整，更显得十分贴切，一时广为传诵，红军便取代中国工农革命军、工农赤卫军、农民赤卫队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名称；黄冈是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的出发地，红二十五军是最早开始长征的部队；黄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大革命事件的发生地，如黄麻起义、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都是重大革命事件；黄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牺牲的72万儿女中44万儿女的出生地；黄冈是中国红色文化遗址的富集地。据不完全统计，黄冈共有红色文化遗址782处，在全国地级市居第一位。

2.将星文化。其形象标识是红星，其精神特质为：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其主要文化内涵或元素包括：黄冈红安居全国十大将军县首位，共有61位开国将军；黄冈是全国开国将军最多的地级市，黄冈有军事家3人，其中包括1位元帅和1位大将，上将8人，中将17人，少将76人。黄冈籍将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出了杰出贡献：王树声于1927年率领麻城四乡八镇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即“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战斗序幕；林彪在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遵义会议后，林彪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林彪同聂荣臻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这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郭天民在百团大战中率部攻占娘子关，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陈锡联于1937年10月率部袭击了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军24架作战飞机，是继平型关大捷后，我军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李先念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创建、巩固、发展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余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共歼灭日伪军4.37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在敌后战场的抗战；林彪与罗荣桓等指挥了辽沈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全东北，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了平津战役，并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王建安在淮海战役中，受命指挥5个纵队歼黄伯韬兵团于碾庄，1949年4月率部参加渡江战役，率先登上南岸，与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5个军10万余人于广德和长兴地区，5月率部攻占浙江省会杭州；韩先楚于1950年4月指挥我军以原始的木帆船强渡琼州海峡，突破了国民党名将薛岳以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解放了海南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3.红烛文化。其形象标识是红烛，其精神特质为：至忠至诚，爱国爱民。其重要文化内涵或元素包括：闻一多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闪烁着反帝爱国的火花；1925年，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激情难抑的闻一多写下了《醒呀》、《七子之歌》等大量爱国主义诗篇；1928年闻一多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死水》，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1946年7月15日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红烛精神，深受毛泽东的赞赏。熊十力学术、人品皆为楷模。黄侃看似“荒诞不经”的面纱掩盖的是一颗“愤时忧国”的心。“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拍案而起，挥笔作《勉国人歌》，诗句“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盛传一时。李四光1949年在英国养病时，他和夫人设计避开国民党的监控，乘船从香港辗转回到首都北京。周恩来指出：“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余叔岩是著名京剧艺术大师，老生“余派”的创始人，日军侵占北京后，出高价码请他唱堂会，他严辞拒绝。他病重后，平日为其治病的西医纷纷回国，而余叔岩决意不找日本医生治病，不幸英年早逝。胡风面对抗战时期日寇铁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践踏，人民流血、祖国哭泣的悲壮景状，满怀激愤，一气呵成《为祖国而歌》，以自己的方式向敌人发出了怒吼、投出了炮弹。

二、科学评估“红色文化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的战略性价值

（一）“红色文化大遗址”的多重综合性价值内涵

在国家实施的大遗址保护战略中，“红色文化大遗址”是一个创新性的战略概念，它由黄冈市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一个特定的概念范畴。

大遗址的本义是指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实行了建立大遗址保护区的办法，就是将占地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范围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地下文物遗迹，设立保护专区。这当中有几个主要因素：一是占地面积较大；二是地下有文物遗存；三是重在保护。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大遗址150处，其中一部分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冈市提出“红色文化大遗址”概念，是在现行大遗址保护区概念基础上的合理延伸，在全国众多红色革命历史遗迹中处于首创。设立红色大遗址保护区，目的是更有效地保护红色遗址，更好地发挥红色遗址文化传承、以史鉴今的作用。黄冈市提出申报红色大遗址保护区项目，是落实省委“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建设“红色大别山”的重大决策。

“红色文化大遗址”是对黄冈市地区与中国近代革命重大关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黄冈极为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所进行的高度总结。相对于全国五大革命圣地——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黄冈红色文化的品牌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因此，黄冈打造“红色文化大遗址”，是解决黄冈、鄂东及大别山的文化标识系统、文化符号和文化传播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价值体系一旦确立，就能够从文化的路径为黄冈建立“综合价值平台”，可以促进黄冈的经济社会整体提升，能够实现黄冈的文化与经济的价值倍增效应，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作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二）“红色文化大遗址”开发利用对于黄冈市发展的战略意义

“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对黄冈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能为黄冈构建综合价值平台，这个平台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赋值性”，即对黄冈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重新赋值，实现其文化价值的溢出。借助于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增量的积累过程，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的价值增量效应，形成红色文化本体性价值之外的价值溢出。

通过实现黄冈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溢出，可以加快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建设的步伐，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区域联动，打造红色文化产业集群。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还可以使红色文化在实现教育功能、宣传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同时，突破难以生活化和商业化的瓶颈，通过与黄冈地区其他文化体系如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等进行嫁接，在项目化的渠道上实现产业化的战略目的，形成黄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此外，设立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区，有利于确保黄冈与全省、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利于发挥黄冈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通过这一举措，有利于加快建设黄冈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试验区，实现省委省政府建设“四个大别山”总体要求，推动文化强市建设，促进黄冈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三）“红色文化大遗址”的社会意义通过红色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抢救，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党政治信仰的坚守

红色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健忘、不应忘记那些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进步付出生命的先辈，不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也不论那些远去的历史人物有多少瑕疵，但正是他们的流血奋斗，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思建国以来出现的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历史事件，正是淡化了建党和建国宗旨的结果。通过红色文化遗产的挖掘，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设立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区，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有利于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人民群众文化体验，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具有可行性

（一）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业？已形成良好的工作基础

红色文化作为黄冈市最具有影响力和潜力的文化资源之一，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对红色文化的保护、挖掘与开发。黄冈市委市政府早在2008年就提出全力打造黄冈大别山红色旅游经济圈，促进老区经济振兴，并编制《黄冈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筹集资金改扩建了一批革命纪念地、名人故居和烈士陵园。2013年市政府主持制订的《黄冈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 将“营造红色文化氛围、完善红色文化旅游服务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并进行了“红色大遗址体验区”的相关项目策划。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态势总体良好，业？已形成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黄冈“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已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1.文物保护基础工作。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部门已基本摸清了黄冈“红色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建筑本体情况、保存现状等，为开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创造了条件。在摸清家底的同时，黄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黄冈市文物事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文件，并成立了黄冈市文物局，使黄冈“红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并在各级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完成了黄冈市所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有保护机构、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工作，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基础条件。

2.“红色文化遗产”维修保护工作。2010年以来，在省、市文物部门的积极争取下，共争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950万元（含红色旅游经费），用于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的维修、展览展示等文物保护工作。这些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红色文化遗产”的安全隐患，为合理利用创造了条件。目前，依托李先念故居建立的“李先念故居纪念园”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的核心区——长胜街的维修保护工作也基本完成，并对外开放，形成了红安县又一标志性景点；董必武故居正在实施维修和周边环境改造工程，该项目实施后，董必武故居将成为我省大别山红色旅游线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积极争取国家文物保护经费的同时，省文物局也将黄冈“红色文化遗产”纳入了我省“四片两区一水一线”（黄石工业遗产片区、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武当山古建筑群片区、随州曾文化遗产片区、大别山红色遗产区、武陵山土司遗址及古村寨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万里茶路）文物保护发展战略。2012年，省文物局启动了首批省级文物保护重点支持项目（共10个项目），英山县段氏宅（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临时指挥部）被列入其中，并下拨了40万元维修保护经费；2013年，省文物局将再投入80万元，力争将维修后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打造成为我省又一红色旅游重要景点。

3.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在省文物局的组织和指导下，董必武故居文物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并通过了省级初审上报国家文物局。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也将于今年正式启动。

（三）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业？已嵌入地方公共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体系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其保护与开发需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之上。黄冈市高度重视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投入资金建成一批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名人故居纪念馆，与红色文化有关的各类纪念活动频繁开展，各类红色文物与遗址也得到了妥善保存，红色文化与地方公共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与此同时，黄冈红色文化积极融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体系之中。近年来，黄冈大力开发龟峰山、薄刀峰、天堂寨、吴家山等生态旅游区，形成了红色传统、绿色生态、古色文化“三色齐放”的文化旅游格局。黄冈市编辑出版发行了《红色黄冈》、《黄冈名人》、《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等红色文化书籍；编排了《红安人》、《大别山上红杜鹃》、《十送红军》、《大别山人》等红色戏曲和文艺节目；推出了红军草鞋、布鞋、将军豆、大别山野菜等一系列旅游商品。在其他产业的发展中，也广泛植入红色文化品牌，如近年开发的“将军红”酒业，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奠定了基础。

四、充分认识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中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宏观层面，“红色文化大遗址”仍然有待于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宏观战略框架对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红色文化大遗址”借用了文物领域的“大遗址”概念，“红色文化大遗址”概念的提出是创新性的成果，但是该概念能否“顶天立地”，仍然需要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战略框架紧密对接。“红色文化大遗址”与目前国家文物局与财政部认定了150处文物大遗址、文化部非遗司管理的“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必须要从理论层面和战略层面上厘清，形成明确的理论和政策规范，由此构建专项政策的理论基础。如果不能明确理论规范，不能实现与国家战略框架紧密对接，就很难进入国家战略体系并得到国家战略的大力支持。

（二）中观层面，“红色文化大遗址”概念需要严密的学术支撑和科学论证

“红色文化大遗址”作为一个新概念，需要从学术角度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深度内涵。按照文化生态学理论，任何文化形态都包含“物态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五个层次。如果就红色文化谈红色文化，往往只能看到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如众多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红色文化名人、红色革命历史事迹等，容易忽略文化表层背后具有文化深度、高度和宽度的特色内涵，形成红色大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性战略性概念的“碎片化”表达，容易形成黄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理论障碍和思想障碍。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黄冈，看到的只是各式的纪念碑、纪念馆、名人故居、革命遗迹等，但是对于黄冈红色文化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价值认同体会很少，也很难回答黄冈的红色文化为什么是黄冈内在精神特质等关键问题。黄冈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处文化体系本身具有层次性，按照学科的层级关系来说，红色文化只是一个二级学科，各类纪念碑、纪念馆、名人故居、革命遗迹等只能属于三级学科。一级学科定位在何处？需要仔细考虑。没有一级学科的定位，就难以与国家宏观战略对接。黄冈红色大遗址可能只能是一种地域性概念而难以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的深度内涵，找到红色文化归属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支撑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命题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微观层面，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突破口

对黄冈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缺乏一个可以引爆的战略突破口，出现了文化资源众多，但品牌体系没有形成的尴尬局面。黄冈的红色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是进行深度挖掘与品牌打造的研究和措施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一方面，黄冈红色文化景点和产品存在小、散、弱等特点，缺乏整体谋划运作，资源整合不够，虽然单个拿出来可能都是一道“大菜”，但不能构成“满汉全席”，没有形成像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那样的品牌体系和产品体系。另一方面，黄冈红色文化的现代转化和产品转化力度不够，在普通人心目中，红色文化往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代名词，是一种苦难的、斗争的、牺牲的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相去甚远，主要的红色文化产品也集中在各类纪念馆、名人故居等场所，仍然没有进入文化旅游线路、文化产业园区，还没有挣到产品化的接口。因此，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依然缺乏战略突破口，没有形成品牌产品体系。黄冈红色文化要成为黄冈一张最响亮的名片，必须要从其品牌体系、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等方面取得突破。

 

五、综合考量红色文化遗址产业化进程中的不足与困惑

（一）制约黄冈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些年来，黄冈市在利用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红色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还是红色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都存在提升空间。

1.红色文化作为教育资源利用得较好，作为经济资源价值挖掘得不够。红色文化资源是彰显革命历史的新平台，是对人们进行精神教育的最有感召力的有效载体。无论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还是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生动素材。在黄冈，红色文化作为教育资源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较为充分的利用，在这里以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名人故居及纪念建筑为依托，建立了许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仅在红安先后就有260多个省内外机关团体及大专院校、部队在此建立“传统教育基地”，每年约有80万人前来参观游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学院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基地”等，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引导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然而，红色文化不仅仅只具有革命传统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它更是一种产业资源，对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黄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挖掘不够，没有真正将这些资源变成为可视、可感、可用的文化产业品牌，没有形成具有规模效应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红色文化资源尚未向产业品牌转变，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品牌。

2.红色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利用较充分，作为产业资源开发成效不显著。近年来，黄冈坚持以红色旅游为突破口，以建成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为目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红色旅游产业地位逐步凸显，规模越来越大，特色越来越鲜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然而，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旅游资源，仅仅能吸引一部分以受革命传统教育为目的的游客，除了有组织的游客外，一般游客不一定会把纯粹的红色旅游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如果红色旅游区只以单纯的红色景观作为吸引游客的唯一招牌，那旅游产业很难做大做强。近几年，黄冈也在积极探索用红色资源发展其它文化产业的路径，比如探讨将红色文化与影视产业结合。红安县建设了将军文化影视城，并且正在拍摄取材红安革命的电视剧《铁血红安》，目的是为了发掘红安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将军文化品牌，提升红安文化、旅游及多种产业链的全面快速发展。黄冈还投资拍摄了革命题材电影《黎明行动》，尽管该电影荣膺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但只是叫好不叫座，经济收益不佳；黄冈还打造了蕲春影视城、黄梅影视拍摄基地等，但由于黄冈影视基地发展较晚，难以和浙江横店等著名影视基地比肩，因而也就难以吸引到有市场号召力的影视剧组和投资者，从而导致社会影响力较小、收回成本较慢。总之，目前黄冈红色文化产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因此，要深入探讨符合黄冈本地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各种路径，尽量避免简单模仿导致的盲目投资。

3.红色文化旅游项目同质化明显，作为文化产业资源整合不充分。黄冈红色旅游资源虽然很多，但却散布在各个县市，如红安、麻城、团风、英山、罗田、浠水等地，景点布局较为分散，而红色旅游线路又主要集中在武汉——红安——麻城，较少开通其他线路，没有与其他红色旅游景点相连成串和多线环行，没有整合资源形成体系规模；许多项目没有充分展示不同遗迹遗址的特定文化内涵，且表现形式雷同，手段单调，如9个县市都建有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同质化竞争严重，总体处于“规模小、分布散、来了看、看了走”的初级状态。绝大多数项目缺乏体验性、参与性与互动性，缺少影响力和震撼力，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差，客源市场有很大的局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发展黄冈文化产业不能以红色旅游作为唯一选择，有些红色景区除了红色旅游资源外，还有其它旅游资源，如名人文化、自然景观等都值得综合利用和开发。如黄冈有发展旅游的八大千年品牌：千年古赤壁（东坡赤壁），千年古杜鹃（麻城龟峰山），千年古黄杨（罗田天堂寨黄杨群落），千年古名刹（黄梅五祖寺），千年古兵寨（红安九焰山10平方公里古兵寨遗址），千年古名镇（罗田古鸠镇），千年古名人（苏东坡、李时珍、毕昇），千年古州府（黄州、蕲州）等，但是对这些优质文化产业资源，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缺乏整体谋划运作，使得许多景区(点)各自为政，不能够形成资源共享，产业集成度不高，从而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4.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综合支撑能力差，相关基本条件还需进一步改善。由于黄冈重点红色旅游资源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处于丘陵山区地带，这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发展红色旅游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资金缺乏、基础建设落后。有些红色旅游景区交通现状较差，公路等级不高、交通不畅、车速偏低，步游道及台阶部分毁损、年久失修，无排水和防洪设施。尤其是红安、麻城、罗田、英山等县市，既有着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又有优美的绿色生态旅游景点，但由于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景区之间连接的道路不畅，难以形成一个旅游整体。还有些地方的旅游产品存在展示方式陈旧、设备落后、场馆面积不足等问题，诸如林家大垸、乘马会馆、胜利烈士陵园、红十五军纪念碑、红十八军纪念碑等纪念地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另外，有些景区内宾馆饭店数量偏少，档次不高，服务不规范、质量差。大多数景区旅游交通及其标识、游客中心、散客或自驾车服务中心、特种旅游咨询与服务中心、城市旅游信息系统等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旅游配套产业发展滞后，休闲娱乐场所不多，旅游消费中文化娱乐和旅游购物消费水平低，存在“景点留不住客，游客花不出钱”的现象。

（二）黄冈红色文化产业化面临的困惑

学术界关于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不同认识，使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存在一些学术和实践中的困惑。

1.红色教育的社会性与经济活动的趋利性。红色文化与人文精神和价值传承高度相关，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雄人物、重要事件和动人故事教育现代人群，以促进现代文明，所以目前该类文化基地主要为各级党组织倡导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无偿服务，大多处于政策性亏损状态。然而黄冈地区既是革命老区，又是贫困地区，不仅缺乏抢救和挖掘红色文化遗址的资金和人才，而且也很难要求当地政府在提供无偿服务的情况下完善已有的基地项目和提高服务的质量。鉴于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已呈现趋紧的态势，指望中央政府大规模和高强度的介入地方红色遗址的建设具有一定的难度。因而不得不构建包括红色资源、绿色资源、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等在内的“资源包”，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的方式推进该项工作，因此涉及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政府资产和民营资本间的互动，所有这些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需要接受资本追逐利润的市场配置资源基本法则的制约。

2.红色历史的阶段性与黄冈文明的连续性。目前普遍认同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创造的文化为红色文化，所以该文化历史地具有了阶段性，即从1921年到1949年。尽管在这一期间出现过以董必武、陈潭秋和以“共存社”成员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创党黄冈板块，产生过200多位共和国将帅，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摇篮，发生了黄麻起义、新四军中原突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都与之前黄冈地区的积淀和当时全球范围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有关，这28年间诞生的可歌可泣英雄人物或多或少受到黄冈历代志士仁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由西方传来的现代文明的启迪，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实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历史追求在由恽代英、林育南等人于1921年创立的“共存社”的宗旨中得到了体现，即“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里既有中国古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代表的理想人格的沉淀，又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内核。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该阶段的红色文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如何定位和评价这段红色历史，需要坚持严肃科学的历史观。

3.红色遗址的脆弱性与恢复保护的艰巨性。黄冈地区的红色遗址范围内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大都是砖木结构，甚至是土木结构，很难抵挡岁月的侵蚀。同时，经过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大办乡镇企业，以及改革开放中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等不同时期重大事件的影响，有遗址而缺遗物的情况相当普遍。对该类遗址的恢复保护因此将遭遇空前的困难，一是关于遗址文化元素甄别的困境，是人物优先，还是事件优先。关于人物，是突出个人，还是突出群体，是突出建国授衔的元帅将军，还是突出战争年代英勇牺牲的烈士。关于事件，是聚焦红军时期的典型事件，还是突出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典型事件，是聚焦根据地红色政权的业绩，还是突出主要战役的战场遗迹。如果文化元素过于分散，将不利于人们对黄冈红色文化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关于遗址恢复的模式，是保持遗址的历史原貌，还是大兴土木再造现代遗址。不论哪一种模式都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建设和维护资金。而黄冈地区的人类活动除了造就红色文化遗址之外，还有形成了包括东坡文化在内的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的文化遗址，而后者对拉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也会面临投资的取舍。

4.红色群体的多样性与历史演进的复杂性。为缔造新中国，先后有四十四万黄冈儿女英勇捐躯，其中五万三千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中，每三个红军指战员就有一个红安人，每牺牲的四个烈士就有一个红安人。共和国的旗帜上有黄冈人民血染的风采。毫无疑问，这些革命者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长眠在祖国各地的无名烈士墓下，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已经聚焦为抽象的革命英烈的符号，难以具体化。即使那些看到新中国建立，并具有研究价值的幸存者，也会因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不得不面对人生由红到黑，再由黑到红的反复演变。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评价，就很难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如果对黄冈红色文化只是进行抽象化界定，那么现有的博物馆和烈士陵园就可以达到追忆历史，缅怀先烈的功能。如果对黄冈红色文化遗址进行具象化的发掘，尤其是将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关联发展，就不得不面对人们因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兴趣而引发的有支付能力的旅游需求，这也在挑战地方政府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

5.领袖活动的流动性与出生地点的固定性。黄冈产生过董必武和李先念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以及百余名解放军元帅将军，但需要指出的这些杰出人物的经历非常丰富，他们的革命活动遍及中国大地，尤其是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许多是在新中国建成之后发生的。例如李先念同志担任过26年的国家副总理，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虽对家乡魂牵梦绕，但他经历过西路军的悲壮历程，领导过武汉军民战胜百年难遇的洪水，调查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中河南信阳的饥民。如果要探寻中国革命先驱的事迹，他的西路军经历应成为祁连山红色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武汉市长经历应成为抗洪文化的关键内容，他对河南信阳的调查应成为新中国灾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又如董必武同志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活动集中在北京，受档案管理制度的约束，董必武纪念馆也很难得到他这一时期的原始文稿和讨论录音。黄冈作为这些优秀革命者的出身地，未必是他们革命活动的密集地。如果以标致性人物的出生地作为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的核心，则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好出生地红色元素相对较少与活动地红色元素相对较多的关系。

 

六、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要与国家文化繁荣发展战略进行对接

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要想形成顶级的品牌影响力、穿透力和吸引力，必须要与国家文化繁荣发展战略进行对接，获得国家的战略支持。

首先，黄冈红色文化要凝练出契合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黄冈红色文化不仅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形成的革命的、战斗的、牺牲的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黄冈红色文化依然可以凝结成为一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后来居上的老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时代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和体验到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黄冈红色文化要列入湖北省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湖北省有众多优秀的地方文化体系，它们共同构成具有鲜明湖北特征的荆楚文化。在湖北文化体系中，黄冈红色文化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黄冈红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列入湖北省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弘扬黄冈革命精神，能够成为湖北文化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最后，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通过其体现的民族时代精神和区域文化价值，最终要形成与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建的机制与体系，才能够在国家层面获得顶级的资源，融入国家项目规划与开发体系。

（二）筹划红色文化学术支撑体系，提升黄冈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占领学术高地，实现世界对话

既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又要跳出红色文化的局限，不要完全圈囿于红色文化的框架，应当深入挖掘黄冈红色文化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中，黄冈扮演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角色，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革命历史名词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但是，这是我们所考察的文化现象，我们必须回答文化现象背后的问题，也就是这些红色革命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在黄冈和大别山的问题，这时就能够发现在红色文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更深、更宽的文化学术体系。

黄冈的红色文化根植于黄冈的地域文化和千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威廉教授在其著作《红雨：一个县份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中，深入揭示了麻城革命文化背后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黄冈市有着自身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只是其中一个篇章或者说是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依托红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黄冈的独特地域文化，需要创建黄冈红色文化上层的一级学科——鄂东学派。只有把黄冈文化提升到鄂东学派的高度，总结提炼其具有世界典范作用的学术意义，才能让黄冈文化真正具备品牌价值、品牌穿透力和品牌吸引力，才能够站到与全国乃至世界其他文化体系进行对话的平台之上打造黄冈红色大遗址。

（三）借力顶级智慧，对黄冈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实现黄冈文化品牌溢价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代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与高端创意和规划密不可分。规划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取得突破，一是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二是对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设计，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在保护与开发上取得共赢，必须要借力世界顶级智慧，对黄冈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升。

在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方面，黄冈市要解决一个顶层制度的问题，必须要跨越和超越文物大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的概念，规划设计十二五时期一个崭新的国家文化战略概念。这个战略性概念就是要包含生态文化、科技文化、产业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并且落实到一个具体空间上的“鄂东国家文化公园”。采用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制度，整合提升黄冈市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资源，凝练黄冈文化对国家和世界的独特价值，提升和丰富“红色文化大遗址”的概念内涵。

在对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设计方面，黄冈市要借力世界顶级的策划团队，对“鄂东国家文化公园”的产品体系和商业模式进行整体规划和策划，通过最优秀的策划和规划成果进行招商引资，才能够获取最好的国家政策扶持、最好的合作伙伴加盟支持，从而实现对区域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带动对区域品牌价值的整体提升，实现黄冈文化品牌溢价。

（四）明确战略突破口，完善黄冈红色文化品牌、商业模式和产业体系

1.构建黄冈红色文化的品牌体系。相比国内其他的红色革命圣地，黄冈的红色文化影响力还仅仅局限于湖北省内，没有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穿透力和吸引力的品牌体系。黄冈红色文化品牌体系的缺失，关键还是在于有影响力的核心景区或文化产业项目的缺乏。黄冈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区的红安、麻城、罗田、英山等县，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内有近百处可供开发的红色旅游资源，在《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纲要》规定全国重点打造的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就占到了湖北省的40%，其中大部分革命遗迹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分陵园或纪念碑属于全国重点烈士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品位高，但是黄冈市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旅游品牌不多。

建议对黄冈红色文化的品牌体系进行整体构建，一是推动资源整合，二是实施重点开发。整合黄冈市的红色文化资源、生态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名人文化资源等，进行整体打包，凝练出统一的文化品牌和形象识别系统，形成完整的文化旅游线路和专题文化旅游产品体系。重点开发黄冈市的几个核心文化旅游景点，如大别山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红安七里坪长胜街革命旧址群、黄冈名人故居群（红安董必武、李先念，黄州陈潭秋、李四光，团风王亚南、林育南、林育英、包惠僧等，英山毕昇，浠水闻一多，蕲春李时珍）等，依托“文化塑镇”的思路进行建设，赋予核心文化旅游景点以强烈的品牌穿透力和吸引力，通过核心景区景点带动黄冈市文化旅游市场环境整体提升。

2.设计黄冈红色文化的商业模式。对黄冈市“红色文化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运营管理，必须确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多方参与”的运作模式，科学设计商业模式（如图1）。

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所依托的景区、园区或“鄂东国家文化公园”，必须设计一个三位一体的商业模式构架，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资金，构建一批以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景区景点为代表的黄冈文化展示系统，在文化品牌的指导下充分展现黄冈所具有的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和名人文化等。同时要形成一系列的高档次学术会议、论坛和国家级文化发展战略的示范区，赋予黄冈文化以全国性影响力，解决品牌注意力、穿透力和吸引力的问题。全面进行招商引资，吸引市场和社会资金，建设在黄冈文化特色商业项目，如各类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文化演艺项目、文化艺术品交易市场等。

 

图1 黄冈市 “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

 

3.完善红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议建立完善黄冈红色文化产业链条。文化资源是产业链的价值源点，通过对黄冈文化进行整合、展示和宣传推广，可以形成为一个以红色文化融合黄冈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和名人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价值综合体。以文化价值综合体为核心，结合市场需求，通过文化产品开发和创意，能够形成文化旅游、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科技、文化演艺、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产业形成的文化产业集聚（如图2所示）。

 

图2 黄冈市红色文化产业集群体系

文化产业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利用文化产业集聚的产业辐射作用和文化品牌的价值引领作用，能够带动教育、酒店、餐饮、交通、生态农业、医药养生、商品生产等产业联动发展，形成黄冈完整的文化产业集群体系，并发挥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

（五）融智、融资、融合，推动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具体举措

1.融汇顶级智慧全力推动。建议成立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区工作专班，包括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整合相关机构，加强红色文化大遗址的统一规划、管理，对全市红色遗址、资源状况、空间布局和开发时序进行统一部署和总体规划。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吸纳社会各界人才特别是高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片区”建设。组建精干的工作队伍，做好协调组织工作，加强过程管理。

建议为推动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产业赢得政策空间？，一是高水平编制“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片区”总体规划，并结合总体规划编制文物保护、红色旅游、城乡建设等专项规划。二是由黄冈市出台相关政策，先期推动相关项目。三是争取湖北省的支持，努力将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项目纳入省级战略，并在相关部门立项。四是力争使该项目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得到国家级许可和专项支持。

建议黄冈市出台专门的地方法规，将黄冈“红色文化遗产”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并对擅自在黄冈“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其他建设活动，私自改建、扩建、拆除黄冈“红色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为保护黄冈“红色文化遗产”提供法律保障。

2.广开渠道多元融资。建议划拨启动资金，用于红色文化大遗址的规划、立项等工作；提请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设立“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专项保护资金，用于经过审批的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维修、展示利用项目。

建议设立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基金。吸收社会多元参与，探索筹措保护开发资金的新途径。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和市场有效运作的长效机制，寻求多形式、多渠道的保护开发途径。改变单一政府财政保护资金的筹资模式，有条件吸收社会对文化资源开发有兴趣和社会责任强的有识之士参与投资，设立公益基金，探讨新的融投资方式；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合作，探讨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开发新模式。

建议制订支持多元化投资主体在“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片区”从事红色文化建设的特殊政策，在用地审批、税收减免等方面予以特殊支持，依靠市场主体，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红色文化产业园区，使文化产业发展和黄冈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3.产业科技融合创新。建议实施遗址开发保护建设的信息化战略。引入信息化技术，梳理、整理和规划黄冈市红色文化大遗址系统。运用管理信息系统、现代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系统整理、收集有关资料，建立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管理信息系统，为科学规划统筹管理提供坚强的信息支撑；运用GPS技术系统绘制遗址分布地图，建立黄冈市红色文化大遗址智慧系统，借助通信渠道为红色文化大遗址提供完善的社会需求服务，例如通过各种传媒管道推广宣传黄冈红色文化资源。建立红色文化大遗址的立体营销网络，开发网络版黄冈红色文化大遗址。

建议探索保护开发新模式。其一，把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开发与红色旅游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发展。遗址保护开发是载体，红色旅游是重要实现方式，只有做到两者相互促进发展才能找到良性发展的渠道。其二，通过红色文化和其他文化要素以及优美生态的结合，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合理衍生旅游产业链。仅仅只有红色要素开展旅游，政治说教性太强，难以形成产业衍生和持久发展动力。如果通过市场合理策划，将其他文化因素与红色文化融合，通过生动的旅游产品开发，合理衍生旅游产业链，建构新的品牌，推动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其三，通过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开发带动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建设，实现黄冈绿色繁荣发展。黄冈许多红色遗址散落在偏远的乡村，因此，通过红色文化大遗址统筹规划，同黄冈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把黄冈红色文化遗址开发与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建设一并结合，特别是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项目中更多体现红色文化开发的配套；与此同时，通过众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开发项目带动新型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建设，促进黄冈整体的绿色繁荣发展。

建议通过保护促发展，提高造血机能。通过对“红色大遗址”的保护，加大对相关文化设施、文化产业、交通网线、旅游服务等方面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能够体现黄冈特色和优势的发展路径之一。要力求能通过“红色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战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等的发展，并以此反过来促进“红色大遗址”的保护，从完全依赖国家拨款，逐渐发展到获得一定的造血机能和反哺能力，实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相互促进。

    建议文化科技相互融合，提升产业创新力。科技创新能有效地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其一，以科技手段建立黄冈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及数字化旅游推介系统，以及黄冈文化旅游移动云服务平台，盘活黄冈丰富的文化资本，构建文化旅游产业链。其二，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实现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具有黄冈元素的影视制作、出版印刷、动漫创意及网络传媒等产业，提高科技含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拓展文化发展的新领域。其三，加强对黄冈地方特色文化的高新技术应用产品的开发，对那些可以进入市场的地方特色文化产品进行创新改进，从而使这些文化产品原有艺术特色和所传达出的传统文化艺术信息更浓，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促进新产品、新服务、新品牌和新业态的形成。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艺术性地展现黄冈特有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精髓，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建设黄冈红色旅游文化多维交互虚拟现实系统等红色文化数字化文化旅游新兴业态基地。总之，可以从资源整合、技术系统集成、技术转化推广、技术示范、技术产业化等多个方面着手，全面推进黄冈红色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与开发，并形成黄冈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有效增强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注： 2013年5月15 日至20 日，黄冈市政府组织邀请了湖北省社科专家咨询团，来我黄冈开展专题咨询活动。来自湖北省社科学院、武汉大学、湖北省博物馆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就统筹黄冈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关系，促进黄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和咨询。文本为“湖北省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团”在咨询活动结束后所拟。本文执笔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傅才武教授。）